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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物质世界的明显改变显示了所罗门王国的附庸姓质,在教皇和西方实际掌权的大封建主眼中,马可波罗就是华夏帝国的代理人,而在华夏商旅眼中,他就是一个随时可能成为帝国类似曰本天皇在两国合并后领取职俸的藩王级高级贵族。
实际上,整个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学术思想和物质承载媒介在短短五年内就全部躺在了帝国的中央博物馆里了。在古腾堡推广印刷术破产之前的时代,西方的文字都是在莎草纸和羊皮纸上的稀有物,高昂的价格导致了数量的稀缺,和中国相对廉价的多的纸张相比,这两种载体都非常容易破损和解体。昆虫和真菌更喜爱富含蛋白质的皮革和纤维细长的莎草,对于添加了诸如石灰,竹子、紫檀、麻类纤维的东方纸张则比较廉价和耐保存。
号称藏书几十万的埃及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王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也许踢出重复和没有多大价值的故事书后,其内容也填不满现代的一个小学级别的图书室。
关键的关键还是人,还是传承这些知识和思维模式的教师和学生。
掌握人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小开始,从学校开始,从三观形成的环境着手。这是举世公知的真理,也是同化的核心法则。不管是古代曰韩到中国的留学生还是近代曰本的奴化教育,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做不到这些的同化就是失败的。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辩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样的民族区别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更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这里的“变”是“改变”的意思,就是要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礼仪制度,把四方之民纳于华夏文化之下,化“夷”为“华”,也就是主张民族同化融合。
华夷之辩也就是华夷之别,华夏族和四夷之间的区别不是血统上的区别乃是文化上的不同。原本是夷狄戎蛮民族,在和华夏族接触的过程中习用了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从而认同华夏族,就会转变成为华夏族,这个就是由“夷”变成“华“;原本是华夏族的因为僻处四方,和中原诸夏不相往来,习用诸夷狄的文化礼仪制度,就会给排除出诸夏之列,不在以华夏族来对待,这个就是由“华”变成“夷”。因此无论血统本来是“华”还是“夷”,只要习用华夏族礼仪,就可以成为诸夏;只要屏弃了华夏族之礼仪,就可以归之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