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你身后I_Part 1 开局_10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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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请她参加周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来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矮个子女人，名叫巴雷特·克拉默。

“我讲的是第三帝国蓄意的暴力政策及其与当今第三世界政权之间的关系。我的论述建立在一个与当今观念背道而驰的假设之上——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之所以在二战中沦为野蛮的刽子手，至少部分原因应归结为一小股人构成的秘密组织，这些人都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我讲话期间，德雷顿夫人坐在第五排对我微笑，那笑容让我想到了正要吞掉老鼠的猫。

“讲座结束后，德雷顿夫人表示希望同我私下谈谈。她问我是否还在给病人看病，并要求接受我的专业诊断。我有些犹豫，但我和她都知道我会答应她。

“我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九月份。她同意我对她展开治疗。尼娜·德雷顿相信她的失眠同数十年前的父亲之死有直接联系。她说她常做噩梦，梦中她将父亲推到波士顿的有轨电车前，导致父亲被撞死，但当时她在数英里之外。‘我们总是杀害我们爱的人，这是真的吗，拉斯基博士？’我告诉她，我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去杀——至少想去杀那些我们表面上爱但实际上恨的人。尼娜·德雷顿只是对我微微一笑。

“我建议第三次治疗时采用催眠术，令她重新体验得知父亲死讯时的反应。她同意了，但不出我所料，十月初她秘书打来电话，取消了后面的所有治疗。但我已经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专门监视德雷顿夫人。

“说到私人侦探，我得先澄清他的形象。一般人的印象中，私人侦探都是愤世嫉俗的前警察，但我雇用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普林斯顿大学辍学生，他在空闲时间写诗。弗朗西斯·泽维尔·哈灵顿已经在私人侦探这一行干了两年，但他为了能进入德雷顿夫人用午餐的餐馆，必须购买一套新西装。我下达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指令后，哈灵顿又聘请了两个兄弟会的朋友照看侦探事务所。但哈灵顿并不愚蠢，他的工作迅速而富有成果。他每周一和周五上午都会将报告送到我桌上。他的一些侦探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合法，比如搞到尼娜·德雷顿的电话账单复印件。这个女人同很多很多人通过电话。哈灵顿将有通话记录的人的姓名和地址都罗列了出来。其中一些是名人，还有一些引人联想。但没有一条线索指向上校。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用光了积蓄，获得的却只有尼娜·德雷顿的日常生活、午餐偏好、生意往来、电话号码的记录。年轻的哈灵顿知道我的资源有限，于是好心地建议截获德雷顿夫人的邮件并窃听她的电话。我反对这么干，至少必须再等几个星期。我不想过早地暴露。

“后来，也就是两个星期前，德雷顿夫人给我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参加12月17日在她家召开的圣诞宴会。她说她亲自打电话给我，我就没有借口不去了。她想让我见她的一个好莱坞好朋友。此人是制片人，据说非常想见我。她给那人送了一本我的书——《暴力病理学》，他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名字并不重要。’她答道，‘你见到他就能认出来了。’

“挂断电话后，我激动得发抖，直到足足一分钟后才拨出了哈灵顿的电话。当晚，哈灵顿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过来同我商讨对策。我们再次梳理了电话账单。这次我们打算拨打所有未列入洛杉矶市号码簿的洛杉矶本地号码。当打到第六通电话时，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这里是波登先生家。’‘请问是托马斯·波登家吗？’弗朗西斯问。‘你打错号码了！’对方怒吼道，‘这里是威廉·波登先生家。’

“我将这个名字写在我办公室的黑板上。威廉·冯·伯夏特。威廉·波登。这太符合人性了。奸夫在酒店通奸的时候会用与真名相近的假名登记；通缉犯有六个假名，其中五个的“名”都与真实姓名的“名”一致。我们的姓名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我们都无法将其舍弃。

“于是星期一，也就是查尔斯顿凶杀案爆发前四天，哈灵顿飞到了洛杉矶。我本来打算自己去的，但弗朗西斯提出最好先由他去查查这个波登，拍点儿他的照片，确认他就是冯·伯夏特。我还是想去，但我意识到自己毫无计划。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却从未想到一旦找到上校之后怎么办。

“星期一晚上，哈灵顿打电话回来报告说，飞机上的电影糟透了，他落脚的酒店显然比不上贝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贝沙湾的警察相当爱管闲事，只要你在社区里开车转两圈，或者把车停在蜿蜒的车道上窥视影星的家，他们就会上来盘查驱逐。星期二，他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查出更多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我告诉他，他的两个朋友——丹尼斯和塞尔比——精力都没有他旺盛，而德雷顿夫人仍在照常打理生意。弗朗西斯接着说，他去过波登的电影公司，但这一趟一无所获。尽管波登在公司里有办公室，但没人知道他何时会来。上一次有人看到他来上班是在1979年。弗朗西斯希望能找到一张波登的照片，但没有人能提供。他本想向那里的秘书出示冯·伯夏特在柏林拍的照片，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做不够酷’。他计划第二天带着照相机和长焦镜头去波登的贝沙湾豪宅偷拍。

“星期三，哈灵顿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我打电话去旅馆询问，得知他没有退房，但那天晚上他没有来前台拿钥匙。星期四早上，我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他们答应查一下，但根据我提供的相当有限的信息，他们认为哈灵顿不太可能遇害了。‘这是一座繁忙的城市，’接电话的警察说，‘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吸引住一名年轻人，让他忘了打电话。’

“我那天都在努力联系丹尼斯和塞尔比，但始终联系不上。就连弗朗西斯事务所的电话答录机都没工作。我前往尼娜·德雷顿在公园大道的公寓。门厅中的保安告诉我，德雷顿夫人在去休假了，我不能上楼。

“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晚上十一点半，我接到了洛杉矶警察的电话。他们打开了哈灵顿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房间，他的衣服和行李都不见了，房间里没有他遭到杀害的迹象。警察问我，他的329.48美元房费该由谁来付。

“那天晚上，我强迫自己按计划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从公交车站到格林尼治村只有两个街区，但这段路那晚却仿佛没有尽头。星期六傍晚，就是你父亲在查尔斯顿遇害的晚上，我在大学参加关于城市暴力的研讨会。与会者有两百多人，其中还有几名政党候选人。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不时打量观众席，希望能看到尼娜·德雷顿那眼镜蛇似的微笑，或者上校那双冰冷的眼睛。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棋子，但这次下棋的是谁呢？

“星期天，我读到了早报，第一次得知查尔斯顿的凶杀案。报纸的其他位置上，有一小段专栏文章，说一架飞机在星期六凌晨坠毁在南卡罗来纳，好莱坞制片人威廉·D.波登不幸搭乘了那架飞机。专栏里还附有那位神秘制片人的罕见照片。照片拍摄于六十年代，照片中的上校正在微笑。”

索尔不再说话了。他们的咖啡杯放在门廊栏杆上，咖啡已经冷了，但他们全然不觉。索尔说话期间，栏杆的阴影在他腿上慢慢移动。谈话中止后，远处街道的声响也变得隐约可闻。

“是谁杀了我父亲？”娜塔莉问。她紧拽毛衣，揉着胳膊，像是很冷似的。

“我不知道。”索尔说。

“梅勒妮·福勒是他们的同伙，对吧？”

“是的，几乎可以肯定。”

“可能是她干的？”

“是的。”

“你确定尼娜·德雷顿死了？”

“是的。我去过停尸房，看过现场照片，读过解剖报告。”

“但她也许在死之前杀害了我父亲，对吧？”

索尔犹豫起来，“有这个可能，”他说。

“波登——就是上校——他应该在星期五晚上的飞机事故中死了。”

索尔点头。

“你认为他死了吗？”娜塔莉问。

索尔说：“不。”

娜塔莉站起身，在小门廊里走来走去。“你有他还活着的证据吗？”她问。

“没有。”

“但你认为他还活着？”

“是的。”

“他或者那个姓福勒的女人都可能杀了我父亲？”

“是的。”

“你仍然在追踪他？追踪波登……或者冯·伯夏特？”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