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你身后I_Part 1 开局_6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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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

“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牛仔片。”她说，“片子里总有些人会被杀死——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只是个普通人——他的死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就像他从未出现在世上一样，你懂吗？这样的情节令我困扰。我只有六七岁，但竟然因此而烦恼。我经常会去想那个人，想他一定有自己的父母，想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长大成人，想他那天早上穿了什么衣服，然后——砰！他就不存在了，因为编剧想告诉大家好人的枪法有多快。我觉得这他妈的完全没道理……”娜塔莉用右手手掌拍打着餐桌。

索尔上前抚摸着她的左臂。“是的，”他说，“完全没道理。”

“我只是太生气了。”她说，“我父亲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从来没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但他却被杀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狗日的警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哦，不好意思，我说脏话了……”

索尔将她搂在怀里，她放声痛哭。

娜塔莉加热了咖啡。她坐在摇椅里。索尔站在壁炉旁，漫不经心地抚摸着瑞典常青藤的叶子。“凶手有三个。”他说，“梅勒妮·福勒、尼娜·德雷顿，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叫波登的男人。他们都是凶手。”

“凶手？但警察说，福勒女士是个老太太……年纪很大……而德雷顿夫人是遇害者。”

“他们三个都是凶手。”索尔说。

“没有人提到过波登这个名字。”娜塔莉说。

“他来过查尔斯顿。”索尔说，“他登上了周五晚上起飞、周六凌晨爆炸的那架飞机——准确地说，他应该登上了那架飞机。”

“我不明白。飞机爆炸是在我父亲被杀前好几个小时发生的。这个波登……或者另外两个你提到的人怎么可能同我父亲的死有关？”

“他们利用人……”索尔说，“他们……操控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操控的傀儡。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

“你是说，他们同黑社会有关系？”

索尔笑道：“我倒希望能那么简单。”

娜塔莉摇头道：“我不明白。”

“故事很长。”索尔说，“其中大部分都不可思议。你最好不要听，否则你就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或者你会担心自己将被卷入深不可测的危险之中。”

“我已经被卷进来了。”娜塔莉坚定地说。

“是的。”索尔踌躇片刻，“但你没必要冒险。”

“如果只有冒险才能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这个险我必须冒。无论你讲不讲你的故事，无论你带不带我一起行动，我都会追查下去，拉斯基博士。我发誓我将一查到底。”

索尔注视着这个年轻女人良久，然后叹气道：“好吧，我相信你会查下去。但也许你听完我的故事就会改变主意。在解释那三个老人的杀戮之前——你父亲的血债就要算在他们头上——我必须先向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之前从未向人讲过。这是个非常长的故事。”

“请讲吧。”娜塔莉·普雷斯

顿说，“我真的很想听。”

“我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罗兹。”索尔说，“我家比较富裕，我父亲是医生。我们是犹太人，但并非正统犹太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考虑皈依天主教。我父亲认为自己首先是医生，然后是波兰人，再次是欧洲公民，最后才是犹太人。或许连第四都排不到。

“我小时候。罗兹同所有其他城市一样，是适合犹太人生活的。六十万居民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许多重要的市民、商人、工匠都是犹太人。我母亲的几个朋友是艺术圈的活跃分子。她叔叔常年在交响乐队表演。但到我十岁的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宣称将驱逐犹太人的当地政党上台。仿佛受到邻国德国的反犹浪潮的传染，波兰也开始把我们视为敌人。我父亲将这归咎于我们刚熬过去的艰难岁月。他不时抱怨，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对屡遭集体迫害习以为常。‘我们都是人，’他说，‘只是被暂时区分开而已。’我想，父亲至死都笃信这一点。”

索尔中断讲述，来回踱步，最终走到沙发背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沙发靠背上。“娜塔莉，我不擅长讲故事。我不知道哪些是必须说的，哪些是可以省略的。也许我们可以下次再谈。”

“不。”娜塔莉说，“就现在说。说多久都没关系。你说过，你的故事有助于解释我父亲为何遇害。”

“是的。”

“继续吧。把故事全讲出来。”

索尔点点头，绕过沙发，坐进长椅，将双肘撑在膝盖上，一边比画着大手一边说：“德国人占领罗兹的时候，我十四岁。那是1939年9月。一开始情况并不糟。他们下令成立犹太议会，商定如何管理第三帝国的新前哨基地。我父亲说，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沟通。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恶不赦的魔鬼。虽然我母亲大力反对，但我父亲还是主动加入了议会。已经有三十一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接受了任命。一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德国人将议会成员送进了集中营，还焚毁了犹太教堂。

“全家商量是不是逃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罗兹的粮食已经严重短缺。我们夏天常去叔叔的农场，所以到那里同亲人团聚听上去十分诱人。默什叔叔告诉我们，他的女儿丽贝卡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人，正打算去巴勒斯坦开发农场。这些年来，丽贝卡一直强烈建议家族的其他年轻人到她那儿去。我自己就非常乐意。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我已经被赶出了罗兹的学校。默什叔叔曾在华沙大学教书，我知道他很乐意教导我。德国人颁布的新法律规定，我父亲只能给犹太人看病——他们中的大多数居住遥远的贫民区。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再留下，却有数不清的理由离开。

“但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计划遵照惯例，六月份去默什叔叔家，到时候再决定是否返回罗兹。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1940年3月，盖世太保将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关进城里新建的犹太隔离区。4月5日我生日那天，隔离区被完全关闭，犹太人被严禁踏出隔离区半步。

“德国人又建立了犹太议会，这次我父亲被要求在议会中任职。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名叫柴姆·伦高斯基的长老经常来找我父亲，彻夜谈论如何管理犹太隔离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隔离区人满为患，饿殍遍地，大家却普遍服从管理。我重返学校上学。父亲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就去他和伦高斯基白手起家建起的医院上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一年。以我的年龄而论，我的身材太瘦弱了。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隔离区生存，尽管我不得不去偷窃食物储藏起来，拿值钱货去找德国士兵换取食物和香烟。1941年秋天，德国人将数千欧洲西部的犹太人装进了隔离区。有的甚至是从卢森堡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们。我同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打了一架。他比我高大许多。我当时十六岁，但往往被误认为只有十三岁。我把他打翻在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操起一块板子砸过去，在他额头上撕开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他上周才被车厢密闭的火车运到这里，身体还十分虚弱。我忘了我们为什么打架了。

“那天冬天，我妹妹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数千人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开春后，德国人在东线连战连捷，我们都在庆幸春天的来临。父亲乐观地认为，苏联将迅速陷落，整个战争将于八月前结束。他希望许多犹太人被安置在东部新征服的城市。‘我们将成为第三帝国的农夫。’他说，‘但当农民也不算糟糕。’

“五月，大部分德国和非波兰裔犹太人都被送到了南部的奥斯维辛。在被火车一列列地拉到集中营之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那个春天之前，我们这个隔离区一直被当作临时的畜栏。现在，运送牲口的火车一天发四趟。作为犹太议会的成员，我父亲被迫监督对犹太人的集中与驱逐。这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我父亲憎恶自己。为了赎罪，他将大把时间都用在了医院。

“六月底，终于轮到我们被驱逐了。那正是往年我们去默什叔叔农场的时间。我们一家七口被要求到火车站报到。我母亲和我弟弟约瑟夫都哭了。但我们还是去了车站。我觉得父亲似乎解脱了。

“我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们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们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带我们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们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们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那天气温宜人。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

“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他把我推开，说：‘走！’我摇头，留在原地。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父亲又打了我一下，这次非常用力，边打边喊：‘走！’我又惊又痛，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党卫军继续挑选。我对父亲很气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

“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包括我在内，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领到了粗糙的囚服。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没有见到父亲。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过土豆汤，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两百英尺长，四十英尺宽，至少十五英尺深。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

“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希姆莱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但那年夏天，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

“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准确地说，是撬开——扔进大坑，铺上泥土和石灰，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士兵补射。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说笑。但这时候，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蠕动着被我们活埋。

“那天傍晚，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我考虑过死，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直面一切活下来。为了活而活下来。

“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接受过牙医训练。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犯人头目都笑了。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阴道探查。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

“一两周后，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也许我手脚麻利，干活高效，我在大坑干了九个星期。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被杀。每天晚上，我听着下面床铺的老人念诵祷文，反复呼唤先知的名字，我则开始向上帝祈祷，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再多给我一天吧。’我说，‘再多给我一天吧。’但我最信任的是我自己的求生意愿。也许这是年轻人的唯我主义，但我告诉自己，只要我坚信自己能活下去，那这一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八月，集中营扩建，我被调派到了森林旅。我们砍掉树木，拔掉树桩，将石头运去修路。每隔几天都会有劳工在完成工作后被送上大篷卡车，或者直接押到大坑边。所以森林旅的成员始终在变。十一月落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而我已经是森林旅中最长命的囚犯了，除了老卡尔斯基。”

“卡尔斯基是什么人？”娜塔莉问。

“犯人头目。这种人手持鞭子，管理其他囚犯。”

“他们为虎作伥？”

“有专业论文论述犯人头目及其对纳粹主子的认同。”索尔说，“斯坦利·埃尔金斯和其他学者研究了集中营里囚犯的臣服现象，并将其与美国黑奴的温顺做对比。今年九月，我还参加了研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会议。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不仅与自己的加害者站在一起，甚至积极地支持加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