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9部_第十三章 选择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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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流寇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剿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果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的，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录，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糨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候，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挂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