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_第十四章 复仇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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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东西叫做道义。

道义是个什么玩意儿？

看不见也摸不着，但蒙古贵族们还是把握住了一点，那就是只要降伏了这个人，就能树立一个典型，道义是可以被打败的。

于是他们换着法子折磨文天祥，从舒适的暖房到臭气熏天的黑牢，从软到硬，无所不用。

但文天祥软硬不吃。

文天祥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

其中有两句话，是他内心的写照：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一个人的气节和尊严，正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体现出来的。

蒙古贵族们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忽必烈出场。

忽必烈是一个接受过长时间汉化教育的人，他深知，杀掉文天祥很简单，但要征服他心中的信念是困难的。

他以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你是真正的人才，留在我这里做个宰相吧。

文天祥拒绝了他。

忽必烈反复劝说，都没有效果，他实在无法了，只好对文天祥说：你想干什么，自己说吧。

文天祥昂头说道：只求一死！

好好地活着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死呢，那个道义就那么重要？

他佩服这个人，但也不理解他。

成全了你吧。

1283年，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今北京）的刑场，他到达刑场时，周围围着无数百姓，他们将看着这个英勇不屈的人被处死。

文天祥提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南是哪个方向，立刻有百姓指给了他。

他向南方跪拜行礼，然后坐下，从容不迫地对行刑的人说：

我的事结束了。

这一天，文天祥是真正的胜利者。

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告诉了所有的人，在这场以个人对抗整个国家机器的战争中，他才是不折不扣的胜利者。

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元朝的统治者们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其实答案就藏在文天祥的衣带中，这也是他的遗书——

参考消息

文天祥

1283年一月，被俘已三年之久的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于元人，终被杀害。他代表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每当民族危亡的时刻，他都会被人想起。他有几句诗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背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肉体可以被征服，道义是不会被征服的。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元朝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不了解自己统治下的这些人在想些什么，也不想了解，而文天祥却作为一个楷模，成为了被统治者的精神偶像。

这样的统治是不会牢固的。

蒙古贵族们很注意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们不接受汉化，不与汉人通婚（梦想娶赵敏的人就放弃吧），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无法达成共识。时不时又出来几个贵族叫嚣着把汉人都赶走，拿农田去养牛羊，幸好当时的丞相脱脱阻止，这个愚蠢的主意才没有得以实现。

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脱脱不是后来的那个脱脱。这个元初的脱脱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是因为他的建议，元朝军队在攻陷很多城市后，没有大肆屠杀当地居民，而是不断向农耕文明发展，此人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元朝的大家庭里，家长对家庭成员似乎没有什么感情，看中了什么就抢什么，仿佛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双方越看对方越不顺眼，既然过不拢，就分家吧。

可问题是这个家里干活的都是家庭成员，离开了他们，这些蒙古贵族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一方要分，一方不让分，就只好使用家庭暴力了。

可是这些曾经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已经在享乐的生活中沉沦了，有的连马都不会骑了，他们除了欺负家里那些手无寸铁的下人外，并无其他本事。

而等到这些下人们拿起了平时干活的菜刀和锄头反抗时，曾经的统治者就将手足无措。

比如蒙古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阿速军，这支部队即使在强悍的蒙古军队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曾立下大功。当起义爆发时，他们被派去镇压，这支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刻出发，日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去抢了一把老百姓。

但是运气不好，在抢劫回来后，正好碰到了起义军，刚看到对方的旗帜，领队的首领便大叫“阿卜，阿卜”（快跑），这支最为精锐的部队就是这样败退的，退回去后还反复强调自己是遭遇数倍于自己的起义军才败退的。

就是这样的军队素质，才使得元朝军队在起义初期显得不堪一击。

但随着起义的扩大，元朝统治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复苏过来，他们重新整编了部队，恢复了战斗力，四处镇压起义。

跨上马，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这些子孙中最优秀的一个，叫做扩廓帖木儿。

他还有个为人所熟知的名字：王保保。

扩廓帖木儿这个名字太拗口了，就叫王保保吧。

王保保是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也是他的养子，在察罕被杀后，他承担起了守护元朝的使命，并成为了明朝的主要敌人。

这个名字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目标，元！

朱元璋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消灭元，为自己的父母报仇，而他提出的口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

我们引用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局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不再是红巾军原来的阶级斗争的性质，而是一个汉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

今天的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人们是不大可能和蒙古骑兵一同联欢的。

事实上，他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

是的，当时就是这样。

北伐的开始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这次北伐是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公元十世纪初，石敬瑭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

此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其人格之无耻、行为之卑劣、脸皮之厚度，后人难以匹敌。

他的这一行为使得从此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由于中原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割让十六州以后，中原步兵们就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

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宋朝就毁在了石敬瑭的手中，中原的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的崩溃。

在燕云失陷四百年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

朱元璋此时又面临新的选择——该怎么进攻呢？

当时朱元璋已经占据了江浙和湖广一带，但元仍然占据着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要实现推翻元朝的目的，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

朱元璋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元首都大都的策略，他认为要想彻底击败元朝统治者，必须先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图大都。

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元朝实力还很强。

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他的士兵和将领们说了一句话，以鼓舞他们的士气。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我相信，这句话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

北伐正式开始，主将是堪称明帝国双璧的徐达和常遇春。他们没有让朱元璋失望，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吴军连续攻破元的防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东。

这一过程实在是无甚可写，因为元军实在是不堪一击。

在王保保的心中，并没有把朱元璋和徐达当回事，在他看来，徐达军和被他打垮的那些纪律松散、战斗力差的农民起义军没有什么区别。他把自己的主力拿去对付与他争权的李思齐，而只是将防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脱因帖木儿。这位脱因帖木儿倒也是一位不错的将领，但和超一流的徐达、常遇春相比，他还差得很远。

徐达和常遇春用自己的军事行动给他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他在济南还没回过味来，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东已经遍插吴军的旗帜。

徐达、常遇春一刻不停，从山东出发，分兵两路，进攻河南，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顽强的抵抗。

驻守在这里的是元梁王阿鲁温。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危急时刻，他正确认识了形势，集中了五万军队，在洛水北岸布阵，等待敌军到来。

应该说，他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有利地形带给他两个优势，如果敌军敢于强攻，他就会召集军队击其半渡，打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即使作战不利，也方便撤退逃跑。

事实证明，他还是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其中一个优势，当然，不是前者。

当徐达军到达洛水时，他们并没有蒙古军队想象中的踌躇，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动了进攻，而组织进攻者正是永远当先锋的常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