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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得更明白点，因为事实上，袁喜乐和陈落户的事情，我和他一样无知。便对他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从他的叙述来看，这个大坝应该是一个对称结构，两边都有一个“沉箱”升降机，表明大坝的两边，都有安置电机的水下机房。就算最少一边两台电机，一台主一台副，也有四台，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极度落后，几乎没有电灯（你可以查考《小兵张嘎》中的城乡，非常的真实，就是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生活的环境也还是这样，特别是农民），这样的电量可以支撑一个乡镇了。
马在海说，这样的大坝，应该是从两边开始修起，最后在中间合拢，他跟着苏联人的时候，听过这种方法。
王四川就纳闷了，问我们现在在大坝的哪个位置？
我心说沉箱能够到达的最底层的位置，应该是大坝的基部，用混凝土灌装电机的地方，但刚才一路走过来，显然不是。外面巨大的空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冰窖，不知道冰冻着什么。
我和王四川这些人，相识其实不到几个月，要说真正的友情，当时还没有，可以说我们后面的那些铁关系，就是在这时磨砺出来的。所谓同经生死才称兄弟，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无法不提提这些，退休之后回想以前，那些活着和死去的战友朋友，我发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拥有这些回忆。有很多时候我很感慨，年轻时无论多叱咤风云，老来谋一间窄屋，打几个字，写几个故事，能做的似乎也只剩下这些。
长话短说，和王四川的重逢，可以说是意外，也可以说是必然。因为大坝的结构使然，要么就干脆死在暗河里，一旦登上大坝，按照这样两头通的设计，我们迟早会遇上，不过是你遇上我，还是我遇上你的问题。这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
但是王四川并非我们的救星，虽然他可以在精神上为我减轻不少的压力，但在业务方面，他并没有带来多少的改变。不过有他在，我确实是最大程度地镇定了下来，开始琢磨接下来怎么办。
这里所有的人，伤的伤，晕的晕，没伤的也又冷又饿，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当时所处的状况，如果换成现在的小年轻，肯定早就崩溃了。我所说的疲倦和饥饿在当时看来还是可以忍受的，但对于现在这种生活品质来说，那是相当严重的过劳，附近又是情况不明。回头想想，我们所谓的猜测和推论，鬼知道对不对，这里谁知道是不是大坝的底部，说不定这里已经是地狱了。
我冷静下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必须回到大坝上去，毒气必然有散去的时候，想想我们发现袁喜乐的地方，离这条地下河的洞口那么近，我们也应该可以。只要我们没有像她那样丧失神志，那我们回到洞口的概率会很高。
我的想法是，既然沉箱会沉下来，自然也能升上去。当时我问王四川他是怎么启动沉箱的，他却说不上来，这时我意识到了我疏忽了——这个沉箱是怎么启动的？任何的升降机都有一个电闸，光秃秃的铁舱内壁，显然没有这样显眼的装置。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比较合理的可能性，就是这种沉箱和旧社会大型老矿井用的升降机一样，开关在升降机外边，有专人负责。为什么是这么麻烦的设置？因为那时候的矿工一般都没有人权，为了控制矿工或者当时叫做包身工的活动空间，就得防止他们逃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