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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是方叔叔来看你了。”赵大姐步履轻飘地走过来，伸手在相框上抚摸着，仿佛在抚摸孩子细嫩的脸庞。
“他会感谢你的。”赵大姐回头冲方木一笑，“维维是懂事的好孩子。”
方木的鼻子一酸，低声说：“赵大姐，别难过，好好保重身体。”
“我不难过。”赵大姐平静地说，“我的儿子一定会回来的。”
鲁旭，男，25岁，大学本科，职业为警察，编号C09748，未婚。患者外在表现：睡眠障碍、易怒、自卑、交往障碍及性功能障碍。
既往生活史与当前生活情境：患者家庭生活正常，父母为国有企业工人，从小品学兼优。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后，加入公安队伍。由于其工作踏实认真，颇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并在半年前被授予二级警司警衔。一个半月前，患者奉命围捕一名越狱在逃犯，在追捕的过程中，由于突发车祸而受伤，同时，患者的佩枪也在事故中丢失。车祸致使患者轻度脑震荡、颈椎挫伤并伴有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经治疗已基本痊愈。但患者伤后表现出较强烈的情绪波动：长时间无法入睡，即使服用镇静药物也无济于事；易怒，并伴有毁物等暴力行为；个人认同感降低，无法建立自信；与同事及家人无法正常沟通，总觉得其他人在谈论事故并蔑视他；患者自述与女友无法正常发生性行为，勃起障碍，并“总觉得身体已经残缺”。
心理社会发展史：先前因素：患者在普通家庭成长，依靠个人努力考取大学并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因此患者是家庭的骄傲和希望所在，患者本人也积极上进，盼望借此可以改变家族的命运。同时，患者从小接受的教育情况良好，自尊心强，加入公安队伍后，对警察的身份抱有极高的职业荣誉感。
促使因素：在围捕罪犯过程中由于意外负伤，未能完成任务，并丢失佩枪。患者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失败，形成精神创伤。
专家评估与建议治疗手段：患者的症状符合创伤后压力障碍症，建议采用心理剧进行治疗。具体步骤如下：
阶段Ⅰ：准备。包括安全保证、评估及确立治疗关系。
阶段Ⅱ：停止不安全感及自我确认的丧失。
阶段Ⅲ：创伤场景的重新组织。控制创伤压力的效应，并且将其整合到个人的一致系统中。
阶段Ⅳ：与真实世界的重新联结，重新定义创伤对受害者和世界所造成的后果。必要时，介入新的治疗议题。
方木赤裸上身，边擦汗边回忆杨锦程为鲁旭制订的治疗计划。在阶段Ⅱ中，杨锦程加入了一个行动的环节：搏击和射击练习。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两项练习恢复鲁旭对身体控制的感觉以及增强个人认同感。让方木感觉郁闷的是，杨锦程选择他陪同鲁旭练习。最初方木还以为是因为他对心理剧有所了解，来到搏击训练馆，看见一身腱子肉的鲁旭，再看看自己干巴巴的胸膛，方木才意识到自己就是鲁旭恢复自信的参照物。
汗水、沙袋、绷带和拳击手套似乎是最让鲁旭感到亲切的东西。他已经摘去了脖套，小心翼翼地活动了一会之后，就放开手脚练起来。他打得很投入，也很卖力，似乎对自己的身体十分满意又充满惊喜，方木已经气喘如牛了，鲁旭还是意犹未尽，最后提议和方木一对一练习。方木想了想，心一横答应了。当他第五次躺在垫子上的时候，不无悲愤地想，妈的再这样下去你痊愈了，我要得PTSD了。
训练后，杨锦程对鲁旭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十分满意。而目睹了整个训练过程的边平则始终在捂嘴偷笑，还不等方木开口，就小声说：“算工伤，算工伤。”鲁旭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一直对方木善意地笑。方木一边活动着酸疼的下巴，一边伸出拇指和食指。
“下次好好较量一下射击。”
提到枪，鲁旭的脸色微微一变。杨锦程不失时机地插了一句：“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
送走鲁旭，边平问杨锦程：“今天不进行射击练习了？”杨锦程点点头，“嗯。你们刚才也看到了，他还是不愿意回忆和面对失枪的事实。这意味着他依然处在心理的过度觉醒状态之下。慢慢来吧，循序渐进才会收到好的治疗效果，边处长，我建议再安排几次搏击训练。鲁警官的身体缺失感已经得到缓解，最好再强化、巩固一下。不过，”他扭头看看方木，笑着说，“下次安排别人吧，我看这位同志坚持不了了。”
方木也忍不住笑了。
另一场戏。
